70年代“批林批孔”，认为孔子是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思想代表，认为孔子的思想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大批特批，说他是“头号大混蛋”。而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法，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和极端。我们认识到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和源头，更是中国的精神标签，所以会尊孔。当然，尊孔归尊孔，至于搞祭孔大会是否恰当，现在也还没有定论。
急需答案： 为什么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总是受到批判？
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呢，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是统治者的利器，秦朝除外，秦朝焚书坑儒是因为嬴政是靠着“法家”一统天下，所以以法家为尊，而儒家则有和法家分庭抗礼之势，所以秦朝统治者采取了极端行动。之后从汉的“独尊儒术”开始，大部分的朝代统治者包括明朝、清朝都很尊重儒家，因为他们需要依靠儒家来稳固统治。
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问题关键了。当一个人、一个集团想改朝换代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呢？除了宣扬他们自己好以外，他们还会用什么手段去得到群众支持呢？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政府的不好了。
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大选，驴象之争的两位代表麦凯恩和奥巴马，他们除了互相攻击外还做什么呢？攻击现任政府——小布什政府！就算麦凯恩和小布什同属一党也不例外。
换句话说，越是当权者支持的、称赞的，就越是反对派众矢之的的。
历史上的每一个大动乱都发作于相对很长时间的平安盛世后，春秋始于夏商周三朝末期，三国始于秦汉末（西汉+东汉统治了中国好几百年，都是相对平静的时期），五代十国始于唐宋末期，中国悲惨的百年近代史则始于元明清三个相对稳定的朝代之后。
注：这里指的相对稳定是指没有大动乱大分裂。
这样一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大盛世之后紧接着大动乱，而大盛世推崇的孔孟思想就很容易在大动乱时期被批判，被否定。
这里还要说一下“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是批判孔孟之道的高潮时期。
虽然孔孟思想里有相当部分还是很迷信很落后的，像“二十四孝”里的“为母埋儿”的故事放到现在那就是草菅人命。但它也有好的一方面。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搁哪儿都是治理名言，但在那个时候也被一起否决掉了。关键就在于孔孟之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应该说它也经历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史，并且它和封建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
而在“五四”时期，就是为了解放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残害，孔子的儒家思想显然不能幸免。从现代角度看，批孔不能说完全错，但一味的否定孔子显然过于偏激，这个也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总是受到批判”最真实的缩影。
最终总结下来，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总是受到批判是历史的必然。这是针对统治者的同时把孔子拖下水的正常结果。
你曾经误会最深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谁?
曾经误会最深的一个历史人物是孔子。中国历史上有两位伟人，第一位是圣人，他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他的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第二位是伟大领袖，是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也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他们不但是中国的伟人，也是全人类的伟人，不但是历史上的伟人，更是人类未来之路的引路人。
时至今日，他们的思想所展现出的力量仍然只是初露锋芒，未来才是他们的舞台。我对第二位没有过误会，所以，只说一下第一位，孔子。
误会一：五短身材
古代营养不好，七尺男儿嘛，也就160cm左右，孔子应该也就这样吧？而实际上，他身高九尺六寸，合220cm左右（一说190cm），大概就是姚明那么高。一个175的人，伸直胳膊可能连他的头顶都摸不到。你看到他，第一印象绝对是，天呐，这么高！
误会二：弱不禁风
高就一定强吗？当然不一定，又高又是专业运动员、教练员，你说强不强？孔子就是射箭教练兼战车驾驶教练。所有孔子门人，射、御是必修课。
射箭射得怎么样呢？孔子带着弟子练射箭，是会被围观的。就好比你约了几个朋友打野球，路过的人都能被吸引过来围着看，你琢磨一下，那是什么水平。
驾驶战车有什么难的呢？我小时候回农村老家，坐过手扶拖拉机，在田间地头走了能有一公里吧，过程中我的屁股就没敢沾座位。为什么？因为太颠了，坐下就相当于被打板子揍屁股，根本受不了。不坐吧，好几次又差点被颠飞，掉下车去。
这应该就是古时候的路况，而拖拉机至少还是充气的橡胶轮子，孔子驾的车是木头轮子，你想想难度。而且，我是坐着车代步，动力来自发动机，人家驾车是要打仗的，是拼命的事，动力还来自于马，你就琢磨这个难度吧。
误会三：文质彬彬
当然，这是孔子提倡的，我估计他最终是做到了的。但是，这可不是他天生的。孔子出生于武将世家，他爸爸身高一丈，比姚明还高，曾经单人力举城门，救出半只部队，猛不猛？生了个跟他差不多高的儿子，你想想这个遗传基因？
孔子平时是配剑的，当时兵荒马乱，不配也不行。
孔子特别爱吃肉，听说过“三月不知肉味”吧？那首先得是吃了三个月的肉。
一个猛将之子、两米多身高、专业运动员的身板、配着剑、顿顿吃肉，说他是老师，你估计都不敢信。
误会四：严肃刻板
正好相反，这是一位走在大街上，听人唱歌好听，都能死皮赖脸缠着跟人学的主。而且，自己是又弹琴又唱歌，学一首新曲子，能练到吃肉都不香的程度。弟子们音乐也是必修课，估计够组好几十个乐队了，而且经常聊天的时候，就有弟子弹琴当背景音乐。
跟学生有时候也没大没小的，去卫国的时候，迫不得已见了一个女粉丝，人家毕竟是卫国夫人，不见不行啊。结果弟子误会了，瞎琢磨，说老头这是想干什么呀？心里不高兴，还给孔子脸色看。孔子急的直发誓，我要是口不应心，让老天都不待见我。这老头多有意思。
误会五：迂腐
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孔子一行被一个地方武装给围了，双方打了几次，对方发现占不到便宜。那是啊，这边都是专业队的呀。于是说和谈，条件就是不许孔子去卫国。孔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对方也就放行了。
可转头孔子就去卫国了，弟子们还纳闷呢，老师也太不讲信义了吧？刚答应人家就反悔，而且这么干脆，还明目张胆的，是不是不好？孔子说啥？他说我是被逼着答应条件的呀，相当于被人抢劫，自己好不容易跑出来，还要听强盗的约定？哪有这个道理？不听，该去哪去哪。
这叫迂腐吗？不叫狡诈就不错了，其实确切的说应该叫智慧。
误会六：书呆子
前面讲了不少了，运动员、歌唱家、演奏家、教练、作家，你就想吧，大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诗书礼乐易春秋。会的不但多，而且精，样样都出类拔萃。即便放到现在，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如此全面的。你说他是书呆子？如果他是书呆子，那全世界就只剩下书呆子了，更多的是书呆子都算不上的饭桶。
误会七：和稀泥
大多数人是根据“中庸”这个词来扣帽子的。其实，中庸这个词的外延很广，没有一定的阅历和造诣，还真就理解不了。这个庸，查字源，商周时基本就是使用的意思。中，不是和稀泥，折中，两边都不得罪，而是左有左的好处，右有右的好处，那怎么办呢？不是不左不右走中间，而是左边好用的时候走左边，右边好用的时候走右边，关键就是这个庸字，好用才是目的，左和右只是方法，而长期看，必然是有时左有时右，最后统计一下，左右各半，这就叫中。
我甚至怀疑“中用”这个词跟“中庸”有联系，方言里的“中不中？”可能就是“中庸”的“中”，当然也是“中用”的“中”。回头可以研究一下。
误会八：老好人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圣人之怒。这句话可是在骂当时的实权派啊，这比现在你当面骂特朗普还危险，整不好就掉脑袋了，人家就敢骂，是不是一句就颠覆印象了？
还有一次，齐鲁会盟于边界，齐强鲁弱，齐国就想占便宜，于是收买了边界三不管地带的野人，基本就是土匪吧，想劫持鲁国国君。这么危险的事，鲁国管事的都当缩头乌龟了，只有孔子敢出头，虽然这事不是他的职责。
会盟一般都要建个土台子，两国国君就在台子上面谈，其他人在下面看着。谈之前，照例要表演歌舞助兴，齐国就把土匪叫上来，说要跳个战舞。啥叫战舞？就是拎着刀拿着盾牌往土台子上冲，傻子都知道怎么回事，明晃晃的武装绑票啊。
这要是真行动起来，在场鲁国人一个都好不了，要是你，是不是都吓尿了？在场的人也差不多，不知所措。只有孔子一步窜到土台上，挡在土匪前面，把他们喝止了……
一个人，把几十号有组织、有预谋的武装土匪就这么给镇住了，这是老好人？这简直是霸气侧漏啊。结果呢？齐国国君被孔子一番义正严辞的话说得无地自容，把土匪都给轰走了。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好人能干的了这个？
误会九：一事无成
孔子做过中都宰，相当于市长兼市委书记；坐过大司空，相当于建设部长；坐过大司寇，相当于公安、司法部长；最高做到大司空涉相事，就是代理总理了。当然了，与他真正的事业相比，这些政治成就可以忽略不计：
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保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未深陷宗教泥沼；孔子讲仁，仁者爱人，这个仁字是中华文明的人性光辉，使得这个文明始终温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举一反三等等教育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跳出他的框架，教育才是孔子真正的道路。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这是他的实践，万世师表，为教师这个伟大行业树立了标杆。
这个文明绵延千载，他居功至伟。而这个文明的潜力还远远未被发掘，未来，他将是整个人类的归宿。
误会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孔子年轻时候穷，干过很多脏活累活，第一份正式工作是仓库保管员，做的还很好。放到现在的职场，人家绝对是优秀员工，而且很快就升职加薪了。
误会十一：反对法治
首先，古代法家的思想内核实际是儒家的，这与现代的法的精神是两回事，而法家只是在儒家内核之外包裹了一层方法。
法家起源于儒家，他与儒家的冲突只是在于方法，儒家认为可以通过“礼”引导世人走向理想世界，有点类似榜样力量；法家则认为，榜样根本不够看，人性本恶，要用“法”来约束，如果不严格约束，谁会管你榜样不榜样？肯定怎么赚钱怎么来了，到时候人人损人利己，世界不就乱了吗？
孔子认为，榜样的力量是可以的，很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天下将乱未乱，站在那个时点看，“礼”并非遥不可及，毕竟之前周朝一直这么过来的。
到了韩非子的时候，“礼”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以孔子的通透，我想换个时点，他很可能会修正自己的方法。
所以，孔子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法治这种思想，他又认为“礼”还可以抢救一下，所以他不是不讲法治，是他压根没往这方面想，所以就更谈不上反对了。
误会十二：百家之争
看历史，道、儒、法、墨四家似乎始终在争，大家互相攻击，有很多贬低儒家的话。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四家并称，而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内核重叠，方法各异的关系。
首先，最早的道家，他谈到了宇宙万物，既谈了道，也谈了德，是最大的那个圈。
孔子专门拜访、请教过老子，更关键的是，他们读的书都是一样的，礼记、尚书、诗经、易经等等，而且老子就在周的图书馆，这些书都是周书，所以，他可能比孔子看过的书还多。从后来孔子的思想中，能看出他继承了很大一部分老子思想，尤其是关于道，孔子不再谈了，他只谈德。
这感觉就像是我在知乎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看了一眼答案，发现人家已经回答了大部分，只是有一块没说透，需要展开，于是我只需要单独展开来谈这一块就够了。孔子展开的就是德的部分。这些都是他们重叠的部分，不同的是什么呢？
是方法，道家认为你什么也别管，让社会自己运行，这是最好的方法，“治大国若烹小鲜”，千万别折腾，那么多小玩意你能挨个折腾？显然不能，折腾多了小虾小贝就都碎了，没法吃了。儒家不认同这个方法，儒家要用“礼”，积极树立榜样，引导大家有样学样，君先打个样，臣跟上，爸爸跟着学，儿子跟爸爸学，完美。
法家出自儒家，他根本连德也不谈了，这方面孔子说的都对，但是我不赞成他的方法。学习好榜样固然是好，但要是有人不学呢？而且只要有一个人不学，那这套体系就危险，损人利己的人反而占便宜了，这个榜样的力量更巨大不是吗？所以，榜样没有用，要用刑法，让损人利己的人受到严厉制裁，其他人看到这个前车之鉴，就不敢越雷池一步。
墨家也是脱胎于儒家，墨子开始师从儒家，他也觉得榜样这事不行，而且他认为“礼”这种有等级的爱不是终点，而是中间状态。他认为终点是兼爱，是无差别的爱，是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所以，他另创了墨家。
其实孔子未必反对大同，以他的风格，很可能跟后来的墨子一拍即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仁一旦实现，其实也就是兼爱。不过墨子这个思想实在太超前了，以至于他的组织与当时的社会不相容，完全自成一派，这是一种比“礼”更加不稳定的均衡，其实就是“帕累托均衡”，这种均衡虽然是最优，但危如累卵，所以墨家很快就失去了实体组织。
误会十三：伟人之争
伟大领袖跨越千年对圣人进行过一次批判，就是著名的“批林批孔”。既然两位之伟大等量齐观，那这次批判该如何理解呢？
其实，这仍然是道路之争，也是君子之争，只可惜被小人利用了，后来路彻底走歪了，歪得不知道哪里去了。直到现在仍然有些不明所以的人，想借领袖的光，发泄一己私愤，反正是要喷的，何不拿领袖当借口呢？不信，大家可以看评论区。
与儒墨之争有些类似，但显然这次的理论依据更扎实，而且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批判的底气当然也更足。
面对这个批判，孔子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他很可能会欣然接受，如果两位在天上相见，很可能会执手相谈、把酒言欢，这是君子之争，小人很难理解。
补充0：误会太多，几千年里各种牛鬼蛇神，借着孔子这块招牌招摇撞骗、中饱私囊。孔子告诉子贡，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他却不让子贡这么做，反而让他做“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就是怕今后有人借着这句话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这是孔子的大爱大计。
不曾想还是没防住，朱熹的理学真的就把儒家带入了泥沼。现在评论区骂的其实不是孔子，而是朱熹，只是普通人分不清而已。
补充1：五四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其实还有后半句“救出孔夫子”，那时要救，现在也需要救。儒家蒙尘太厚，这也不怪大家看不懂孔子，毕竟张口就骂比较简单，去翻经典多麻烦？况且，张口就来的人，恐怕也看不懂经典。
要是能看懂，可能也就不会骂了，毕竟骂的既不高明，也不新鲜，子贡早就回答过了：“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对于喷子，他也给了回复：“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补充2：关于道路，我倾向墨子，但是墨家内核与儒家相同，兼爱即是仁的表现。孔子只是追求仁，至于通过礼达到，还是通过法达到，人家根本不在乎，哪条路走得通，就走哪条路，这叫中庸。最终的目的，就是天下大同，孔子没说，可能是他没想到，但他如果听说了必定会赞同，这是君子。孔子如果活在当下，必定是与主席同样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当然墨子也是。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是巴金写的，巴金为什么要批评孔子呢，这是在污蔑他吗
巴金的文章《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表的，是篇40年前的战斗檄文……发表该文时使用的作者名字是巴金的笔名“萧甘”。本文使用了当时最激烈的词语批判孔子，其中带有淋漓尽致的阶级斗争情绪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自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其间历时八年。写完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其中包括有对文革期间痛定思痛的自我仟悔。
扩展资料：
作品风格：
创作题材：
就题材而论，巴金的长篇小说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并且带有强烈的自传性。他的短篇小说则题材多样，涉及范围相当之广。在巴金的作品中，家即社会，家庭是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
巴金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最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情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其中尤以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
同时高公馆的生活也是以作者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寒夜》通过描写汪家的解体过程揭露了当时大后方社会的黑暗。
作者着重表现的是小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比如婆媳争吵，夫妻失和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真实 、细致的描绘表明，汪家悲剧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这部作品又一次体现了巴金创作的特色，把家庭当作社会的缩影来描写 以家庭生活画面来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
除此之外巴金在《某夫妇》、《猪与鸡》、《团圆》等短篇小说中也有对这一题材的优秀运用。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丰富多样，但总体也可归结为六类，其一，书写外国人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集中在《复仇集》、《电椅集》中，《光明集》里也有一部分作品。
百度百科-巴金
请问有一篇文章叫“纯真年代”的，曾发表在99年左右的读者杂志上，很幽默，里面有什么十二棍僧什么的？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份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批林批孔和(批)周恩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法家先进?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儒法两家各有优秀的地方。法家讲究的是以法治国，但是后来在古代某些激进份子与皇帝拿来给自己用，所以古代也有一人犯罪，罪连九族，什么十大酷刑等等的，都是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是要君主独裁，所以暴君都喜欢这样的制度。当然法家思想在进取方面比较优秀，但是在守基业方面就比较差了，有时候会劳民伤财
好了，关于“为什么要批林批孔”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介绍对“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