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战国楚人屈原在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作加工而成，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多数篇章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国殇》一篇，则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所以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扩展资料
《九歌》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
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最难记的古诗写了什么，区区126字，生僻字扎堆，爱挑战的人也不想背？
最难记的古诗是《国殇》 ，区区126字，生僻字扎堆，爱挑战的人也不想背。但是这首诗雄壮豪迈而又慷慨悲凉，歌颂英雄的同时追悼亡者，不过与其说是吊唁逝者，不如说是一个帝国最后的辉煌与不灭的骄傲。所谓楚虽三户能亡秦，大概真的曾经如此吧。?《国殇》是追悼为国阵亡将士的挽诗。殇，?无主之鬼谓之殇。? （《小尔雅》） 国殇，?谓死于国事者。?（王逸：《楚辞章句》）也即是，与《九歌》的其他祭神仙的诗不同，《国殇》是悼念亡人的诗。
第一节，描写战争场面，据说这是楚军抗击强秦入侵的战争。战场十分惨烈，由?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厮杀。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指挥战车的马死的死，伤的伤，眼看敌人就要长驱直入，楚军采用?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战术，与敌人决一死战。战争打到天怨神怒的地步，双方死伤无数，横尸遍野。?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就是后世称为?方马埋轮?的战术，即把车轮埋进土中，把马绊住不让走，断绝退路，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战术。
第二节，对死去将士的赞歌。这可能是汉语里对战死沙场的将士的最恰当的赞礼了。然而，反复读此诗，也让人感觉有一丝丝悲凉。?带长剑兮挟秦弓?，这装备不可谓不精良，但结果却是?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虽离兮心不惩?，这分明是对战争的不解。谁之过？唯有楚怀王。
《九歌》的“九”究竟是什么意思
“九”的意思：屈原的《九歌》实为十一篇，与“九”不合，后人被“九”字所困惑，有的楚辞学者采取合并、或取或舍等办法，以合“九”数，即为《九歌》。出处：《九歌》是战国楚人屈原所作。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扩展资料《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
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
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
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
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
《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百度百科-九歌
屈原的《九歌》指的是什么呢？
角色介绍 《九歌》是组诗，共有11篇： 《东皇太一》：天神 《云中君》：云神 《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 《大司命》：主管寿夭之神 《少司命》：主管子嗣之神 《东君》：太阳神 《河伯》：黄河之神 《山鬼》：山神 《国殇》：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 《礼魂》是送神曲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神──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创作过程 《九歌》是屈原根据江南民间祭祀的乐歌，经过加工创作而成的。标题是袭用古题，据《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辨》《九歌》”，都说在夏代就有《九歌》。 创作时间 从《国殇》的情调看，应该是悼念在丹淅之战中阵亡的将士的歌辞，具体时间是在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丹淅之战之后，蓝田之战之前。《九歌》与屈原其它作品的幽愤风格不同，而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显然是因为利用了民间的素材，融入了民歌的情调，这样比起他其它的作品，风格有些独特。 名称由来 关于“九歌”名称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宗教传说 传说中九歌本是天乐。赵简子梦中升天所听到的“广乐九奏万舞”，即《九歌》与配合著《九歌》的韶舞。(《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自被夏后启偷到人间来，一场欢宴，竟惹出五子之乱而终于使夏人亡国。这神话的历史背景大概如下。 《九歌》韶舞是夏人的盛乐，或许只郊祭上帝时方能使用。启曾奏此乐以享上帝，即所谓钧台之享。正如一般原始社会的音乐，这乐舞的内容颇为猥亵。只因原始生活中，宗教与性爱颇不易分，所以虽猥亵而仍不妨为享神的乐。也许就在那次郊天的大宴享中，启与太康父子之间，为著有仍二女(即“五子之母”)起了冲突。事态扩大到一种程度，太康竟领着弟弟们造起反来，结果敌人——夷羿乘虚而入，把有夏灭了。(关于此事，另有考证。)启享天神，本是启请客。传说把启请客弄成启被请，于是乃有启上天作客的故事。这大概是因为所谓“启宾天”的“宾”字，(《天问》“启棘宾商”即宾天，《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嫔宾同。)本有“请客”与“作客”二义，而造成的结果。请客既变成作客，享天所用的乐便变为天上的乐，而奏乐享客也就变为作客偷乐了。传说的错乱大概只在这一点上，其余部分说启因《九歌》而亡国，却颇合事实。 这里特别提出这几点，是要指明《九歌》最古的作用及其带猥亵性的内容，因为这对于解释《楚辞·九歌》是颇有帮助的。少司命一说是主宰人祸福的神。 来源考证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屈原的作品都有什么？《天问》《九歌》的内容谁可以描述下。
屈原主要作品 《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
《天问》通篇是屈原对于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诗篇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展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硕和战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屈原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九歌》是中国古代汉族诗歌集。《《九歌》相传是夏代乐歌，后遗落民间。民间在祭神时演唱和表演，屈原将其改编与加工，写成格调高雅的诗歌。（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屈原根据所祭祀神灵不同，共写有十一篇，其中《国殇》一篇专门用于祭奠在战争死去将士的英灵。马承骕归纳《九歌》之作有五说，宗教歌舞、屈原自祭之辞、记事之赋、汉甘泉寿宫歌诗。
内容《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九歌》为什么是11首？求答案
《九歌》篇目考证
我广东人按：《九歌》篇目问题，是楚辞学的一个千年难题。自北宋以来，众多杰出的学者对它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富有启发性，为研究问题指示了众多可行的门径。为这个问题的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晁补之、朱熹、周用、胡文英、蒋骥、王邦采、吴世尚、顾成天、刘梦鹏、青木正儿、陈子展、梅琼林、黄文焕、林云铭、朱冀、贺贻孙、林庚、徐志啸、汪瑗、潘啸龙、陆时雍、李光地、徐焕龙、周健、张寿平、黄凤显、方铭、钱澄之、王闿运、徐英、刘永济、谭介甫、李延陵、程嘉哲、黄露生、李修生、吴龙辉、国光红、朱东润、李青石、闻一多、郑振铎、姜亮夫、孙作云、萧兵、陈世骧、王夫之、屈复、梁启超、支伟成、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董楚平、袁梅、姚宽、杨慎、吴景旭、纪昀、马其昶、张元勋、刘树胜、何新、褚斌杰、雎宽、郭沫若、龚维英、易重廉、林河、刘自兵、吴孟复、夏培文、洪兴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雷庆翼、王泗原、章培恒、骆玉明、汤炳正、汤漳平、文见贤、石川三佐男、魏炯若、马茂元、李大明、李诚、熊良智、聂石樵等。这些古今中外的学者当中，不乏像朱熹、杨慎、王夫之、纪昀、梁启超等超一流的大家，也不乏像洪兴祖、汪瑗、蒋骥、刘永济、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褚斌杰、徐志啸、方铭、聂石樵、潘啸龙、骆玉明、萧兵、金开诚、高路明、雷庆翼、熊良智、黄凤显、周健、董楚平、易重廉、汤漳平、梅琼林、国光红、李诚等一流的名家。鄙人在众多前辈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有管窥，成此一文，不揣鄙陋，以就正于大方之家。不过，鄙人始终深信，《九歌》篇目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本考证的问题，应当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只要沿着拙文所提供的思路，搜集更广泛的文献，拙文的观点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证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广东人于古祯州之吾亦爱吾庐。
摘要：本文通过对王逸《楚辞章句》、五臣《文选》注、皮日休《九讽》、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分析，考证出原本的屈原《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这九篇作品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今本《礼魂》是乱辞，且本来无篇名，“礼魂”二字在乱辞的开头，原本《九歌》没有《国殇》。
关键词：《九歌》，《国殇》，《礼魂》，《楚辞章句》，五臣注，《九讽》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Jiuge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on the Chuci zhangju by Wang Yi,the Wuchenzhu of the Wenxuan,the Jiufeng by Pi Rixiu and the Chuci buzhu by Hong Xingzu，verifies that the style of the Jiuge by Qu Yuan is nine works with an epilogue，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Jiuge are Donghuangtaiyi,Yunzhongjun,Xiangjun,Xiangfuren,Dasiming,Shaosiming,Dongjun,Hebo,Shangui,except Guoshang. The Lihun, a new edition , originally written without any title,is the epilogue in the Jiuge.The very word of Lihun 礼魂 wa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logue.
Key words: Jiuge,Guoshang,Lihun, Chuci zhangju,Wuchenzhu,Jiufeng
序言
屈原的《九歌》题名为“九歌”，却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总共十一篇。对于《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古今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本文试图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北宋晁补之最早提出了《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他在《重编楚辞·离骚新序》中说：
《汉书》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以为九。
晁补之对他所看到的《九歌》文本感到困惑，提出了《九歌》篇目问题，然而严格来讲，他并不能算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附《楚辞辩证》中说：
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
朱熹对这个问题表示存疑，态度是很严谨的。他又批判了阳九说，但却没有说明理由。而认为“非义之所急”的看法，则不大科学，因为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定会影响对《九歌》的诗义进行最准确的理解。
自宋以后，经历明、清两代，到近、现、当代，众多的学者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众多的解释，大体可分为四派观点：一、认为“九”是实数；二、认为“九”是约数；三、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四、认为“九歌”是专名。认为“九”是实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合篇说、去篇说、合篇去篇说、迎送神曲说；认为“九”是约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十篇说、十一篇说；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的，又可大体分为九天说、九为纠说、九为鬼说、九为终说、龙歌说、槱歌说；认为“九歌”是专名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旧题说、古歌舞名说、古乐名说、表阴阳关系说、编辑拟名说。但它们都提不出合理的证据，都是假说。本文不拟对它们进行一一辨析。而直接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考证。
汉唐人的阳九说
对《九歌》篇目问题的研究，似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令宋代以后的人们困惑不已的《九歌》篇目问题，对汉唐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九歌》的篇目多少，影响着对屈原作品的总数的判定。汉唐人只有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的说法，此外，再没有像宋代以后的学者那样至少是因为对《九歌》的篇目多少感到困惑而产生的屈原作品总数究竟为多少篇的异说。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唐代韩愈就坦然地说：“屈原离骚二十五。”他们都明确说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并没有像北宋的晁补之那样对屈原的作品篇数多少感到困惑。汉唐人并没有提出过《九歌》篇目问题。那么，汉唐人是如何解释《九歌》的“九”的意思的呢？第一个为全本《楚辞》作注的东汉的王逸在《楚辞章句》的《九歌序》中无说，而在《九辩序》中说：
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玑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
那么，这个后人所指为的所谓的阳九说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认为“九”是个数字，然而到底指的是实数呢，还是约数呢？“九星”、“九州”、“九窍”的“九”，在战国以来的典籍中多指为实数，从而可以假设王逸所说的“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中的“九”都是实数“九”，《九歌》与《九章》一样，都是九篇。并且，王逸自己作有《九思》，而《九思》就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乱辞是不能算独立的一篇的，所以，《九思》就是九篇，《九思》题中的“九”就是实数“九”。于是，可以再一次假设王逸用“阳之数”作解释的“九”应该指的就是实数“九”，王逸所见到的《九歌》就是九篇。
南朝梁昭明太子在编《文选》的时候也选入了《楚辞》的一些篇章，包括《九歌》六首（《六臣注文选》卷32标为“《九歌》四首”、卷33标为“《九歌》二首”）、《九章》一首、《九辩》的一些章节，唐代的五臣为《文选》作注时也有一些说法。《九歌》五臣注说：
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
这也是后人所指为的所谓的阳九说。五臣也是认为“九”是个数字。与王逸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个“极”字。后人有的因此指为“极数说”，并认为“极数”即是“约数”。然而，五臣所谓的“阳数之极”到底指的是“实数”还是“约数”，仍然是不明确的。《九章》五臣注则说：
九义与《九歌》同。
《九章》是九篇，《九歌》是十一篇，如此怎么能说“九义与《九歌》同”呢？《九辩》五臣注又说：
九义亦与《九歌》同。
《文选》选入《九辩》的一些章节时，标为“《九辩》五首”，如此看来，唐代以前的人们认为《九辩》的“九”是个数字的看法是存在的，并且极有可能就是认为是实数“九”，《九辩》或其“正文”就是九首。
那么，所谓的以“阳之数”、“阳数之极”来解释“九”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九”说：
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
显然，许慎在解释“九”时说“阳之变也”，其玄之又玄是与王逸、五臣的说法不相上下的。又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四”说：
阴数也。
解释“五”说：
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解释“六”说：
《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
这里也解释了“八”是阴“正于八”。解释“七”说：
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斜出也。
由此可见，许慎也是以阴阳之说来解释“四”、“五”、“六”、“七”、“八”的，不仅仅解释“九”时才这样。显然，许慎是以阴阳之说来解释“四”、“五”、“六”、“七”、“八”、“九”这些具体的数字。那么，又可以假设王逸以“阳之数”、五臣以“阳数之极”作解释的《九歌》的“九”，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即实数“九”。
还有，《文选》选入《七发》，标为“《七发》八首”，《七发》李善注说：
《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
又李善注、五臣注都说：
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
可见，对于“七”，李善、五臣解释为“少阳之数”，都是以阴阳之说来作解释的。同时，表明五臣不只是在解释《九歌》的“九”时才用阴阳之说来解释。《七发》虽然名为八首，但内容是“七事”，而且“八首者，第一首是序”，后七首才是“正文”，换言之，《七发》的“正文”就是七首。可以认为，李善、五臣用“七者，少阳之数”来解释的《七发》的“七”就是实数“七”，那么，可以假设五臣用“九者，阳数之极”作解释的《九歌》的“九”就是实数“九”。再者，李善认为《七发》“犹《楚辞·七谏》之流”，“七者，少阳之数”一语非止解释《七发》的“七”，也是解释《七谏》的“七”。而《七谏》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篇，最后有一个乱辞，而乱辞不算独立的一篇。所以，《七谏》正好是七篇。《七谏》的“七”就是具体的实数“七”。李善用“少阳之数”作为其题中的“七”的解释的《七谏》正好是七篇，那么，更可以假设五臣用“阳数之极”作为其题中的“九”的解释的《九歌》在五臣当日所见也应该是九篇，《九歌》的“九”也是一个具体的实数，就是实数“九”。
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加一个乱辞
王逸《楚辞章句》的《九辩序》说：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段序言说刘向、王褒对于屈原的《九歌》、《九章》“依而作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即模仿屈原的《九歌》、《九章》写了自己的作品。刘向的作品是《九叹》，王褒的作品是《九怀》。而且，这些作品题名中的“九”的意义都是相同的。
刘向的《九叹》，包括《逢纷》、《灵怀》、《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篇名据文渊阁本《楚辞章句》），体例上是九篇，九篇每篇篇后都有“叹曰”的部分作为乱辞。《九叹》模仿的是屈原《九章》的体例，《九章》由《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组成，但并不是每篇篇后都有“乱曰”部分的乱辞。《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四篇有“乱曰”部分作为乱辞，《悲回风》一篇有“曰”的部分作为乱辞，应该是脱落了一个“乱”字。其余四篇则没有乱辞。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赞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在此只提到《哀郢》，并未提到《九章》的总名。《汉书·扬雄传》：“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可见，扬雄作《畔牢愁》时，《惜诵》以下至《怀沙》是一卷，也没有《九章》的总名。所以，可以推知屈原《九章》之中的九篇作品最初并不是合编在一起，即并非是一组组诗，所以体例也不一致，有些有乱辞，有些没有乱辞。《汉书·成帝纪》：“（汉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汉书·楚元王传》：“（刘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最早提到《九章》之名的是刘向《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刘向是《楚辞》的编订者。扬雄在汉成帝朝之前作《畔牢愁》时，《惜诵》以下至《怀沙》是一卷，且没有《九章》的总名。而刘向在《九叹》中最早提到了《九章》。由此可以推测，刘向或刘向、刘歆父子非常有可能是《九章》的编订及拟名者。《九章》的编订及拟名者也有可能是别人，时间是在扬雄作《畔牢愁》之后、刘向编订《楚辞》之前的一段较短的时期。然而不管是何种情况，总之刘向是模仿《九章》创作了《九叹》，却每篇篇后都有乱辞，这大概是有意追求整饬的结果。
王褒的《九怀》，包括《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个“乱曰”的部分作为乱辞。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思序》说：
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
虽然《九思序》不是王逸所写，但《九思》是拟骚作品是无疑的。王逸的《九思》在体例上包括《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个“乱曰”的部分作为乱辞。按照王逸《九辩序》中“依而作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等语，又《九怀》、《九思》明显不是模仿《九章》的体例，如是模仿《九章》的体例则应该像或者接近于刘向《九叹》的形式，所以可推知《九怀》、《九思》是模仿屈原《九歌》的体例。由此可知，汉代人王褒、王逸等所见到的《九歌》的体例是由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所组成。
综上所述，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序注的内容、风格表明《九歌》无《国殇》
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今本《九歌》是十一篇。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也可以看作是有十个章节，今本《九歌》的十一篇，可以看作是十一个章节，两相比较，原本《九歌》必定没有今本《九歌》的其中一篇。那么，究竟是没有哪一篇呢？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序》说：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楚辞章句》的《九辩序》也说：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
显然，王逸认为《九歌》是祭歌。《九歌序》中所谓的“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是王逸按照他的以经释骚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九歌》的两个着眼点，也即他所认为的《九歌》的主旨、意义所在。而他这样解读的结果就是觉得《九歌》的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即他所说的“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通观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语，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王逸分析其主旨、意义都着眼于《九歌序》中所说的“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两点，解读诗句处处附会屈原，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大体上在开头或开头不久都是说屈原如何“事神之敬”，把屈原说成是主祭者，接下来便泛滥地附会屈原，说是屈原如何“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泛滥地把屈原与楚怀王联系起来，说屈原如何忧伤愁思，或表明忧伤愁思的情感，即《九辩序》所说的“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讽谏怀王”，《九歌序》所说的“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在这九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句句都是附会屈原，这九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与《九歌序》“见己之冤结”中的“己”一致同指屈原。而这样解读的结果，如王逸本人所评判的，真的是把《九歌》弄得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所以，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语的内容、风格是与《九歌序》、《九辩序》所概说的相一致。
而《国殇》一篇的注语，则全然不同，纯是另一种内容、风格。王逸注《国殇》，根本没有提及屈原，既没有着眼于屈原“上陈事神之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祭祀的事情，也没有着眼于屈原“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没有把屈原与楚怀王联系起来。在这一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没有一句是附会屈原，这一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国殇”。所以说，王逸《国殇》注的风格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名物训诂、文意解释，因而王逸并没有把《国殇》弄得如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那样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而是文意一致，篇章结构浑然一体。所以，《国殇》的注语的内容、风格与《九歌序》、《九辩序》所概说的不符合。两种注语的内容、风格迥异如此。
《礼魂》一篇的注语则纯粹着眼于解释祭祀神灵的礼仪、做法，描写祭祀场面等方面。
以下将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语逐篇逐条列出，关键之处加上着重号：
（因篇幅限制，特删去，请学者自己去翻书，也可以看我稔山人的新浪博客。）
从上面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今本王逸《楚辞章句》的《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是一种内容、风格，《国殇》的注语是另一种内容、风格。两者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八点：
一、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基本上通篇附会屈原，把屈原说成是主祭者。《东皇太一》共15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8条，《云中君》共13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2条，《湘君》共38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25条，《湘夫人》共36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3条，《大司命》共25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1条，《少司命》共21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9条，《东君》共21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5条，《河伯》共14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9条，《山鬼》共23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3条。而《国殇》共16条注语，没有一条附会屈原。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除《东君》外，各篇的注语都提到甚至泛滥地提到屈原的名字。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句句都是附会屈原，这九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而《国殇》的注语没有一条提到屈原的名字，在这一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没有一句是附会屈原，这一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国殇”。
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基本上在开头或开头不久都是说屈原怎样祭祀神灵，即《九歌序》所说的“上陈事神之敬”。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三、《九歌序》中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这段序言说明王逸认为《九歌》是祭祀神灵的祭歌。从上面第二点关于“上陈事神之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都认为该篇是祭祀神灵的祭歌，而《国殇》一篇的注语完全没有提及屈原或者任何人关于祭祀的事情。《国殇》注语表明王逸并没有把《国殇》当作是祭祀神灵的祭歌，甚至是没有把《国殇》当作某种祭祀的篇章。
四、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大体上在说了屈原如何“上陈事神之敬”之后，就按照《九歌序》所概括的，说屈原如何“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这九篇中，有的说到屈原“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有的说到屈原“见己之冤结”，有的则说到屈原如何“讬”事神“以风谏”。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五、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以汉代人的以经释骚的思维方式，都把屈原与楚怀王或者楚国联系起来，说屈原如何“忠君爱国”，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的屈原形象，表达了一种“忠君爱国”的思想。以下逐篇逐条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而《国殇》注语完全没有提到屈原与楚怀王、楚国的关系，连单独提及楚怀王或者楚国都没有，也没有说到“君”这个字眼，没有说到屈原如何“忠君爱国”，甚至根本没有表达“忠君爱国”的思想，尽管这样的一个与敌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的题材在后人看来是多么具有爱国主义意义。
六、《九歌序》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就是认为屈原如何忧伤愁思。通观今本《楚辞章句·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除《东君》外，其余八篇都有一些注语直接附会屈原如何忧伤愁思，至于《东君》，也有一条注语说日神如何“太息”，也是表明了忧伤愁思的情感。以下逐篇逐条列出，关键字眼加上着重号。
（因篇幅限制，删去。）
七、《九歌序》中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既说“信鬼而好祀”，又说“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事神”，可见“鬼”、“神”是通称的，泛指广义的神灵。今本《楚辞章句·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多处有“神”字，也有几处有“鬼”字，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注语中的“神”、“鬼”，指的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还有几处提到某些神灵的名字，这表明王逸认为这九篇祭祀的是从东皇太一到山鬼等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以下对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逐篇逐条举证。
（因篇幅限制，删去。）
而《国殇》注语中带有“神”、“鬼”字眼的语句有两条：
言己战斗，适遭天时，命当坠落。虽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惮也。
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
那么，王逸注语说的“神”、“精神”、“魂魄”、“百鬼”等语是不是指国殇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呢？还是指别的什么东西？是否指国殇是人鬼呢？
以下做一番考证。（因篇幅限制，删去。）
关键的是今本《礼魂》注语说：
言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具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
首先，从第三点的论述中已知，王逸认为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都是祭歌，《国殇》则不是。则“祠祀”一词与《国殇》无关。再根据本节的论述，从东皇太一到山鬼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而国殇则是人鬼。那么，今本《礼魂》注中所说的“祠祀九神”中的“九神”，即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而没有今本《九歌》所包括的《国殇》之中的“国殇”。
电子邮箱：xiezhenhai2009@qq.com
九歌—云中君 全问，详细解释，注音
九歌·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1]；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憺[2]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3]，猋[4]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5]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作品注释
注释：
[1]：音“央”。
[2]：音“但”。
[3]：音“洪”。
[4]：音“标”。
[5]：音“服”。
简析：
本篇是一首祭云神的诗歌，云中之神为一男性，号“云中君”，在神话中云神名叫丰隆，又名屏翳。
《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歌舞辞。王逸《楚辞章句》题解说：“云中君，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战国祭祀竹简有“云君”，显然是“云中君”的简称，可证云中君就是云神。或以为月神、雷神、云梦泽之神、云中郡神、高禖女神等，俱不可从。
《云中君》这篇诗是以主祭的巫同扮云神的巫(灵子)对唱的形式，来颂扬云神，表现对云神的思慕之情。凭什么肯定是对唱的形式呢？首先，诗中说:“灵皇皇兮既降”,“灵”指神。又说:“灵连蜷兮既留。”《楚辞考异》曰:“一本灵下有子字。”王逸注:“楚人名巫为灵子。”《广雅·释诂三》之说同。则此“灵子”或“灵”指云神或云神附身的巫。那么，诗中两处说到“灵”的部分，一处称说“君”的句子，都是祭巫所唱。而诗中“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和“览冀州兮有馀”二句非祭巫所应言，则又是云中君的唱词无疑。其次，《九歌》中另外四篇祭天神之诗，除《东皇太一》兼有迎神的作用，另当别论外，其余《东君》、《大司命》、《少司命》也都是对唱的形式。
《九歌》的祭祀歌舞是在夜间借助于篝火或竹明、松明、灯光进行的，所以表现出一种神秘和恍惚迷离的气氛。
《云中君》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每一章都是对唱。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说她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花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灵子翩翩起舞，神灵尚未离去，身上隐隐放出神光。这是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
“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为云中君(充作云中君的灵子)所唱，表现出神的尊贵、排场与威严。由于群巫迎神、礼神、颂神，神乃安乐畅意、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六字，准确地道出了云的特征；就天空中而言，能同日月并列的唯有星和云，但星是在晴朗而没有日光时方能看见，如同时也没有月亮，则更见其明亮。惟云，是借日光而生辉，云团映日，放出银光，早晚霞光，散而成绮，所以说“与日月兮齐光”。这两句，上句是说明“神”的身份，下一句更表明“云神”的身份。“龙驾兮帝服”，是说出行至人间受享。“聊翱游兮周章”则表示不负人们祈祷祭祀之意，愿为了解下情。古人以为雨是云下的，云师有下雨的职责。故《周礼·大宗伯》有雨师而无云师，《九歌》有云师而无雨师。屏翳或以为云师，或以为雨师，也是这个原因。“屏”是遮蔽的意思。“翳”,《离骚》王逸注:“蔽也。”《广雅·释诂二》:“障也。”则“屏翳”之名实表示了同“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一样的意思。周宣王祈雨之诗名曰《云汉》，贾谊悯旱之赋题曰《旱云》，俱可以看出古人对云和云神的看法。
祭巫唱“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乃是说祭享结束之后云中君远离而去。“皇皇”是神附在巫身上的标志。神灵降临结束之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这里是表现云神的威严与不凡。“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则是云神升到高空后因眼底所见而言，表现了云高覆九州、广被四海的特征。末尾二句，是祭巫表示对神灵离去的惆怅与思念，表现出对云神的依赖情绪。祭云神是为了下雨，希望云行雨施，风调雨顺。所以云神一离去，人们便怅然若失。《旱云赋》写云开始之时积聚给沓，互相连接，“若飞扬之纵横”，“正帷布而雷动”，结果却“终风解而霰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照照而无秽”。风吹云散，希望完全落空。赋的末尾说:“思念白云，肠如结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表现了同《云中君》极相近的情感。由此可以看出，《云中君》对神的思念，只是表现人对云、对雨的乞盼之情。
此篇无论人的唱词、神的唱词，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云神的特征，表现出人对云神的乞盼、思念，与神对人礼敬的报答。一往深情，溢于言表。
猋
biāo
犬跑的样子。
迅速：“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古通“飙”，暴风；旋风：“猋风暴雨总至。”
古书上说的一种草。
九歌是指什么？
一 神话的九歌
传说中九歌本是天乐。赵简子梦中升天所听到的 “广乐九奏万舞”，即《九歌》与配合着《九歌》的韶舞。（《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自被夏后启偷到人间来，一场欢宴，竟惹出五子之乱而终于使夏人亡国。这神话的历史背景大概如下。《九歌》韶舞是夏人的盛乐，或许只郊祭上帝时方能使用。启曾奏此乐以享上帝，即所谓钧台之享。正如一般原始社会的音乐，这乐舞的内容颇为猥亵。只因原始生活中，宗教与性爱颇不易分，所以虽猥亵而仍不妨为享神的乐。也许就在那次郊天的大宴享中，启与太康父子之间，为着有仍二女（即“五子之母”）起了冲突。事态扩大到一种程度，太康竟领着弟弟们造起反来，结果敌人——夷羿乘虚而入，把有夏灭了。（关于此事，另有考证。）启享天神，本是启请客。传说把启请客弄成启被请，于是乃有启上天作客的故事。这大概是因为所谓“启宾天”的“宾”字，（《天问》“启棘宾商”即宾天，《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嫔宾同。）本有“请客”与“作客”二义，而造成的结果。请客既变成作客，享天所用的乐便变为天上的乐，而奏乐享客也就变为作客偷乐了。传说的错乱大概只在这一点上，其余部分说启因《九歌》而亡国，却颇合事实。我们特别提出这几点，是要指明《九歌》最古的作用及其带猥亵性的内容，因为这对于下文解释《楚辞·九歌》是颇有帮助的。
二 经典的九歌
《左传》两处以九歌与八风，七音，六律，五声连举（昭二十年，二十五年），看去似乎九歌不专指某一首歌，而是歌的一种标准体裁。歌以九分，犹之风以八分，音以七分，……那都是标准的单位数量，多一则有余，少一则不足。歌的可能单位有字、句、章三项。以字为单位者又可分两种。（一）每句九字，这句法太长，古今都少见。（二）每章九字，实等于章三句，句三字。这句法又嫌太短。以上似乎都不可能。若以章为单位，则每篇九章，连《诗经》里都少有。早期诗歌似乎不能发展到那样长的篇幅，所以也不可能。我们以为最早的歌，如其是以九为标准的单位数，那单位必定是句——便是三章，章三句，全篇共九句。不但这样篇幅适中，可能性最大，并且就“歌”字的意义看，“九歌”也必须是每歌九句。 “歌”的本音应与今语“啊”同，其意义最初也只是唱歌时每句中或句尾一声拖长的“啊”……”（后世歌辞多以兮或猗、为、我、乎等字拟其音。）故《尧典》曰 “歌永言”，《乐记》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然则“九歌”即九“啊”。九歌是九声“啊”，而“啊”又必在句中或句尾，则九歌必然是九句了。《大风歌》三句共三用“兮”字，《史记·乐书》称之为“三侯之章”，兮侯音近，三侯犹言三兮。《五噫诗》五句，每句末于“兮”下复缀以“噫”，全诗共用五“噫” 字，因名之曰“五噫”。九歌是九句，犹之三侯是三句，五噫是五句，都是可由其篇名推出的。
全篇九句即等于三章，章三句。《皋陶谟》载有这样一首歌。（下称《元首歌》）
元首起哉！股肱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肌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
唐立庵先生根据上文“箫韶九成”“帝用作歌”二句，说它便是《九歌》。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不过他又说即《左传》文七年郤缺引《夏书》“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之九歌，那却不然。因为上文已证明过，书传所谓九歌并不专指某一首歌，因之《夏书》“劝之以九歌”只等于说“劝之以歌”。并且《夏书》三句分指礼、刑、乐而言，三“之”字实谓在下的臣民，而《元首歌》则分明是为在上的人君和宰辅发的。实则《元首歌》是否即《夏书》所谓九歌，并不重要，反正它是一首典型的《九歌》体的歌（因为是九句），所以尽可称为《九歌》。
和《元首歌》格式相同的，在《国风》里有《麟之趾》《甘棠》《采葛》《著》《素冠》等五篇。这些以及古今任何同类格式的歌，实际上都可称为《九歌》。（就这意义说，九歌又相当于后世五律，七绝诸名词。）九歌既是表明一种标准体裁的公名，则神话中带猥亵性的启的九歌，和经典中教诲式的《元首歌》，以及《夏书》所称而郤缺所解为“九德之歌”的九歌，自然不妨都是九歌了。
神话的九歌，一方面是外形固守着僵化的古典格式，内容却在反动的方向发展成教诲式的“九德之歌”一类的九歌，一方面是外表几乎完全放弃了旧有的格局，内容则仍本着那原始的情欲冲动，经过文化的提炼作用，而升华为飘然欲仙的诗——那便是《楚辞》的《九歌》。
三 “东皇太一”“礼魂”何以是迎送神曲
前人有疑《礼魂》为送神曲的，近人郑振铎、孙作云、丁山诸氏又先后一律主张《东皇太一》是迎神曲。他们都对，因为二章确乎是一迎一送的口气。除这内在的理由外，我们现在还可举出一般祭歌形式的沿革以为旁证。
迎神送神本是祭歌的传统形式，在《宋书·乐志》里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再看唐代多数宗庙乐章，及一部分文人作品，如王维《祠渔山神女歌》等，则祭歌不但必须具有迎送神曲，而且有时只有迎送神曲。迎送的仪式在祭礼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了。本篇既是一种祭歌，就必须含有迎送神的歌曲在内，既有迎送神曲，当然是首尾两章。这是常识的判断，但也不缺少历史证例。以内容论，汉《郊祀歌》的首尾两章——《练时日》与《赤蛟》相当于《九歌》的《东皇太一》与《礼魂》，（参看原歌便知。）谢庄又仿《练时日》与《赤蛟》作宋《明堂歌》的首尾二章，（《宋书·乐志》：“迎送神歌，依汉《郊祀》三言四句一转韵。”）而直题作《迎神歌》，《送神歌》。由《明堂歌》上推《九歌》，《东皇太一》《礼魂》是迎送神曲，是不成问题的。
或疑《九歌》中间九章也有带迎送意味，甚至明出迎送字样的，（《湘夫人》“九嶷缤兮并迎”，《河伯》“送美人兮南浦”。）怎见九章不也有迎送作用呢？答：九章中的迎送是歌中人物自相迎送，或对假想的对象迎送，与二章为致祭者对神的迎送迥乎不同，换言之，前者是粉墨登场式的表演迎送的故事，后者是实质的迎送的祭典。前人浊为一谈，所以纠缠不清。
除去首尾两章迎送神曲，中间所余九章大概即《楚辞》所谓《九歌》。《九歌》本不因章数而得名，已详上文。但因文化的演进，文体的篇幅是不能没有扩充的。上古九句的《九歌》，到现在——战国，涨大到九章的《九歌》，乃是必然的趋势。
四 被迎送的神只有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既是迎神曲，而歌辞只曰“穆将愉兮上皇”（上皇即东皇太一），那么辞中所迎的，除东皇太一外，似乎不能再有别的神了。《礼魂》是作为《东皇太一》的配偶篇的送神曲，这里所送的，理论也不应超出先前所迎的之外。其实东皇太一是上帝，祭东皇太一即郊祀上帝。只有上帝才够得上受主祭者楚王的专诚迎送。其他九神论地位都在王之下，所以曲礼中只为他们设享，而无迎送之礼。这样看来，在理论原则上，被迎送的又非只限于东皇太一不可。对于九神，既无迎送之礼，难怪用以宣达礼意的迎送神的歌辞中，绝未提及九神。
但请注意：我们只说迎送的歌辞，和迎送的仪式所指的对象，不包括那东皇太一以外的九神。实际上九神仍不妨和东皇太一同出同进，而参与了被迎送的经验，甚至可以说，被“饶”给一点那样的荣耀。换言之，我们讲九神未被迎送，是名分上的未被迎送，不是事实的。谈到礼仪问题，当然再没有比名分观念更重要的了。超出名分以外的事实，在礼仪的精神下，直可认为不存在。因此，我们还是认为未被迎送，而祭礼是专为东皇太一设的。
五 九神的任务及其地位
祭礼既非为九神而设，那么人们到场是干什么的？汉《郊祀歌》已有答案：“合好效欢虞太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郊祀歌》所谓“九歌”可能即《楚辞》十一章中之九章之歌（详下），九神便是这九章之歌中的主角，原来他们到场是为着“效欢”以“虞太一”的。这些神道们——实际是神所“凭依”的巫们——按照各自的身分，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情形就和近世神庙中演戏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在当时，戏是由小神们做给大神瞧的，而参加祭礼的人们是沾了大神的光而得到看热闹的机会；现在则专门给小神当代理人的巫既变成了职业戏班，而因尸祭制度的废弃，大神只是一只“土木形骸”的偶像，并看不懂戏，于是群众便索兴把他撇开，自己霸占了戏场而成为正式的观众了。
九神之出现于祭场上，一面固是对东皇太一“效欢”。一面也是以东皇太一的从属的资格来受享。效欢时立于主人的地位替主人帮忙，受享时则立于客的地位作陪客。作陪凭着身分（二三等的神），帮忙仗着伎能（唱歌与表情）。九神中的身分的尊卑既不等，伎能的高下也有差，所以他们的地位有的作陪的意味多于帮忙，有的帮忙的意味多于作陪。然而作陪也是一种帮忙，而帮忙也有吃喝（受享），所以二者又似可分不可分。
六 二章与九章
因东皇太一与九神在祭礼中的地位不同，所以二章与九章在十一章中的地位也不同。在说明这两套歌辞不同的地位时，可以有宗教和艺术的两种相反的看法。就宗教观点说，二章是作为祭歌主体的迎送神曲，九章即真正的《九歌》，只是祭歌中的插曲。插曲的作用是凑热闹，点缀场面，所以可多可少，甚至可有可无。反之，就艺术观点说，九章是十一章中真正的精华，二章则是传统形式上一头一尾的具文。《楚辞》的编者统称十一章为“九歌”，是根据艺术观点，以中间九章为本位的办法。《楚辞》是文艺作品的专集，编者当然只好采取这种观点。如果他是《郊祀志》的作者，而仍采用了这样的标题，那便是犯了反客为主和舍已从人的严重错误，因为根据纯宗教的立场，十一章应改称“楚《郊祀歌》”，或更祥明点，“楚郊祀东皇太一《乐歌》”，而《九歌》这称号是只应限于中间的九章插曲。或许有人要说，启享天神的乐称《九歌》，《楚辞》概称祀东皇太一的全部乐章为《九歌》，只是沿用历史的旧名，并没有什么重视《九歌》艺术性的立场在背后。但他忘记诸书谈到启奏《九歌》以享天神，是骂他胡闹，不应借了祭天的手段来达其“康娱而自纵”（《离骚》）的目的，所以又说“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墨子·非乐篇》引《武观》）他们言外之意，祭天自有规规矩矩的音乐，那太富娱乐性的《九歌》是不容搀进祭礼来以亵渎神明的。他们反对启，实即反对《九歌》，反对《九歌》的娱乐性，实即承认了它的艺术性。在认识《九歌》的艺术性这一点上，他们与《楚辞》的编者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运用这认识的实践行为上，他们是凭那一点来攻击启，《楚辞》的编者是凭那一点来欣赏文艺而已。
七 九章的再分类
不但十一章中，二章与九章各为一题，若再细分下去，九章中，前八章与后一章（《国殇》）又当分为一类。八篇所代表的日、云、星（指司命，详后）、山、川一类的自然神，（《史记·留侯世家》）“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物即自然神。）依传统见解，仿佛应当是天神最贴身的一群侍从。这完全是近代人的想法。在宗教史上，因野蛮人对自然现象的不了解与畏惧，倒是自然神的崇拜发生得最早。次之是人鬼的崇拜，那是在封建型的国家制度下，随着英雄人物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宗教行为。最后，因封建领主的逐渐兼并，直至大一统的帝国政府行将出现，像东皇太一那样一神教的上帝才应运而生。八章中尤其《湘君》《湘夫人》等章的猥亵性的内容（此其所以为*祀），已充分暴露了这些神道的原始性和幼稚性。（苏雪林女士提出的人神恋爱问题，正好说明八章宗教方面的历史背景，详后。）反之，《国殇》却代表进一步的社会形态，与东皇太一的时代接近了。换言之，东君以下八神代表巫术降神的原始信仰，《国殇》与东皇太一则是进步了的正式宗教的神了。我们发觉国殇与东皇太一性质相近的种种征象，例如祭国殇是报功，祭东皇太一是报德，国殇在祀家的系统中当列为小祀，东皇太一列为大礼等等都是。这些征象都是国殇与东皇太一帖近，同时也使他去八神疏远。这就是我们将九章又分为八神与《国殇》二类的最雄辩的理由。甚至假如我们愿走极端，将全部十一章分为二章（《东皇太一》，《礼魂》），一章（《国殇》），与八章三个平列的大类，似亦无不可。我们所以不那样做，是因为那太偏于原始论的看法。在历史上，东皇太一，国殇，与八神虽发生于三个不同的文化阶段，而各有其特殊的属性，但那究竟是历史。在《九歌》的时代，国殇恐怕已被降级而与八神同列了。至少楚国制定乐章的有司，为凑足九章之歌的数目以合传统《九歌》之名，已决意将国殇排入八神的班列，而让他在郊祀东皇太一的典礼里，分担着陪祀意味较多的助祀的工作。（看歌辞八章与《国殇》皆转韵，属于同一类型，制定乐章者的意向益明。）他这安排也许有点牵强，但我们研究的是这篇《九歌》，我们的任务是了解制定者用意，不是修改他的用意。这是我们不能不只认八章与《国殇》为一大类中之两小类的另一理由。
今天关于“九歌多少字”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主题，并从我的回答中找到需要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