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器形拓、图形拓、全形拓、许多前辈和学者认为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所以在书中或文章中都写做图形拓或器形拓、全形拓，也有称为立体拓的。我以前也认为是“一事异名”，就好像一个人有名字还有别号一样，后来我在研究“立体拓”时，对各个时期拓本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通过研读各个时期的作品及文字考证，我认为器形拓、图形拓、全形拓正是技艺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的体现。同万物一样，有雏形期，幼儿期，成长期…..。 器形拓产生在照相术发明之前。关于器形拓的开创者，有两种说法，一为清代道光时期的马起凤（1821年－1850年），二是僧达受，（1791年－1858年）。这二人均有作品留存于世。关于器形拓的发明，流传较广的是“以灯取形”说法。大概情节是:“焦山寺主持达受（字六舟）和尚以灯取形，把焦山鼎的尺寸量好，画出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六吉棉连纸做拓纸，拓前用白芨水，以笔刷器上，再用湿棉花上纸，待纸干后，以绸包棉花作扑子，扑拓上墨。六舟和尚独创此法，颇受藏家青睐。金石家阮元（1764年－1849年）知晓后，便邀六舟和尚将自己收藏的三代青铜器，用其法拓之，以飨友人。金石家阮元在六舟和尚拓焦山鼎器形拓本卷轴上的题跋：“焦山周鼎余三见之矣，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刻本而印成鼎形，又以此折纸小之以拓其有铭处乎。再审之，并铭亦是木刻。所拓篆迹浑成器于无别 ，真佳刻也。”又跋：“此鼎图大小不爽，余曾手掇之，力不能胜也。”这种“以灯取形”的方法，是用灯照在器物上 ，获取器物的投影，再依影而勾划出器物的形状。会出现灯近于器物时，器物越大，反之就越小。即便是用测量器物的实际尺寸来较正，也是难于精确的。“再以厚纸做漏子”、‘画图刻木而印成鼎形”、“并铭亦是木刻”等等手段，也仅得器形的大概，然而却创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一种技艺的产生是不可能一下就成熟起来的。六舟和尚的器形拓，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惜墨如金，气定神闲，淡雅如鸣蝉之翼，却纤毫毕露，将“蝉翼”墨用到极致。六舟和尚是个积众艺于一身的人，善书篆、隶、飞白、铁笔、间写花卉，得徐渭纵逸之致，并皆佳妙，还善治印，刻竹亦精，精鉴别古器碑版。所以阮元以“金石僧”呼之。 图形拓是以陈介祺为代表的在“器形拓”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陈介祺（1813年－1884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十年，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职，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无不钻研，尤其对金石文物有特殊爱好。在供职清廷期间，他亲眼目睹帝国主义者的强权侵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同僚间的勾心斗角，深感国事日非。于咸丰四年（1854年）母亲在家乡病故，他借奔丧丁忧为由，辞官返回故里，下决心不再为官。并写下了“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的诗句。返乡后潜心于金石及其他古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数年后看到黑白相间，层次分明的盂鼎照片及其他途径得到的风景照片，产生联想，提出“作图用洋照”的构思。 作图用洋照，正是陈介祺发现了洋照取形的长处和器形拓“以灯取形”之不足，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后提出的改进设想。当时陈介祺所处的时期，洋照尚未普及，（摄影术诞生于1839年，陈介祺去世后，清朝末年在陈氏的家乡，才有了毛公鼎“潍县照”。）陈介祺从盂鼎照片中得到了启发，而后陈介祺等人为改进器形拓作了大量的实践，在器形拓的基础上，完成了“图形拓”。也就是说，将以灯取形的方法，改进为“以图取形”。陈介祺还致力于传拓的纸、墨、工具的改良，大大推进了拓技的发展。 以灯取形是写意的，它有太多的可塑性，六舟和尚穷其所能，做到的是“似”。陈介祺等人在此基础上做到了“象”。也就是说，更接近真实了。陈介祺致潘祖荫书云：“《作图说》鼎宜度以建初尺，尺有木者，有纸褙者，有三尺五尺者，乃便。耳、鼎上口（径、圜）、腹（深、圍、下垂之中），均须详度。寄拓本，乞拓一全耳，拓腹内一段。” 《簋斋鉴古与传古》云：“拓图以记尺寸为主。上中下高低尺寸既定，其两旁曲处，以横丝夹木版中，如线装式，抵器，即可得真。再向前一倾见口，即得器之阴阳。以纸背挖出后，有花文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素处以古器平者拓之。不可在砖木上拓。不可连者，纸隔拓之。整纸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堂也。”我们从以上叙述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陈介祺是经过了大量的实践，而后取得了经验，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好友。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陈介祺等人在图形拓创作中认识上有误区。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时期没能解决图形拓的全部问题。即认识上的不足和技法上的不能。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期的大量作品中，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从原器拓出的作品，器真而形弱；经刻图拓出的作品，形佳而器弱。 虽然我没有查到文字资料来证实陈介祺同六舟和尚是否有过接触，但是有理由做出陈介祺较详细了解器形拓的过程。首先，陈介祺同阮元的关系，阮元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官至礼仁阁大学士，是清朝经学名儒，又对书画、文物有极深的研究。陈介祺曾向阮元求教，并得到阮元的赞赏，他同何绍基、吴式芬、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等名家交往甚密，常有书信往来。前面提到阮元邀六舟和尚拓自己收藏的三代青铜器，以飨友人。陈介祺是否收藏有六舟和尚的器形拓，我们不知，陈氏可从长于自己四十九岁的阮元前辈处，还可从朋友处（何绍基同六舟和尚是密友），而且，陈介祺同六舟和尚虽居一南一北，但是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当时六舟和尚的器形拓也是时称绝技。对于见多识广，友朋如林的陈介祺来说，不会不知。再者从陈介祺等人的早期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六舟和尚“浸木制版”的工艺来。 事实上，陈介祺写给好友吴大澂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焦山周鼎字有疑。愚见久如此，然精拓笔画尚不多可疑者，非目睹面论不敢决也。”由此更可确认陈介祺不仅见到六舟和尚的焦山周鼎的拓本而且还不只是一幅。可以分析出陈介祺是在疑问中潜心研究，日后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图新和发展。 我们从陈介祺第七世孙陈时超先生的文章《晚清传拓技艺的开拓者－陈介祺与潍城的传拓艺术》一文中，节其重要部分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在青铜器的铭文拓配上博古图后，黑白反差过大，用赤拓、绿拓进行对比，效果亦不佳。在看到潘祖荫从京师寄来的盂鼎照片后，先生为之一震，……面对黑白相间，层次分明的盂鼎照片，及其他途径得到的风景照片，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先生提出了‘做图用洋照’的构思。…...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日致潘祖荫书称：‘做图用洋照，而勿令其传印，收版自存之。花文以拓本樽节上版为合，可做二图，大者用原尺寸，小者则以照摹刻，字亦可照，小者为一缩本图与字也。洋照能得迎面枝，且可四面转侧照之，作兰、竹、菊、梅谱尤佳。山水皴法用之亦佳，唯须去俗晕。出以与名大家之画笔，必过前人，非心精眼明手敏识超亦不能至。画院中亦不可无此一格，集各处洋照山水画，折作粉本，便可自有机杼，唯用笔如作画不易耳。” 先生还将以上构思和做图的具体方法步骤，函告已编撰出版了《两罍轩彝器图解》的江苏吴云和时任陕甘学政的吴大澂，….先生让摹拓过“曹望禧”画像石的族弟陈子振参与形拓的做图。……但这仅是在黑白反差和整体效果上取得了一些突破而‘图甚不如法，未免怅歉’，还有待做图上的探索提高。在经过了鼎形上‘以建尺校其形，以黍重库权校其容’结构上的鼎耳、花纹等处以原拓做图等细致的工作，历经数年才达到了较满意的效果，实现了先生‘画院中不可无此一格’的愿望。……当时的潍城还没有摄影业，毛公鼎‘潍县照’是在先生身后的清末拍照的。…..例如在形拓图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对器物中光点高低，反映在画稿上的黑白反差强弱处理上，开始是以传统中国水墨画技法中墨的浓、淡来处理，制版传拓是以套拓法进行，这样不仅是制版工作量大，而对拓工技术要求相对较高。以后发展为以着墨点的疏密来处理反差的强弱，解决了套拓中难以处理的浓淡过渡的难点，制版后一次传拓完成。……在清末民初出版的青铜器学术著作中,最终以形拓图，配上铭文原拓，取代了博古图和临摹的铭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编撰，罗振玉参与在1930年出版的《澂秋馆吉金图录》一书。先生对摹拓、形拓艺术的开创和发展，与对金石学的研究一样，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艺术宝库，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敬仰。” 前面反复提及的“形拓图”就是今天称为的“图形拓”。从以上文字中我们了解了一代大家陈介祺在图形拓领域，从设想到反复实践，后取得的成绩，及为此所付出的心血。他凭借着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雄厚的财力，一丝不苟的作风，使传拓技艺又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提高。可惜的是，他在传拓方面没有专门的著作流传于世，他同友人的信函和遗留下来的题跋中深入浅出、高出时人的宝贵见解虽是吉光片羽，但也弥足珍贵。因为他学养等身，又能身体力行，所积累的经验就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他从“术”入手研究, “法”的运用，直至“道”的掌控。他是从技法－艺理－精神的轨道来完成他的理念。陈介祺监拓的各种拓本的特点是：用墨多深沉厚重，不急不躁，丝丝入扣，有儒雅之风。深明用墨三味。 全形拓是在图形拓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成熟的，取形上更为准确，用墨技巧上更加灵活。全形拓，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全”是完备，齐全之意。 这一时期，照像术在我国逐渐多了起来，有了照像店铺。西方素描理论也较广泛的传入我国，逐渐有了幻灯机、放大尺、卡尺等设备的普及。有了更准确的测量工具，（陈介祺等人当时测量器物，是自建尺，有的部位尺寸是在器物两侧，垂直放两个木板，再测出其宽度。）最主要的还是西方的焦点透视法的运用，使取形更加准确，合理。使喜好和研究这一技艺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一时期才真正实现了陈介祺的“作图用洋照”的设想。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较好的作品传世。有的作者留下了名字、籍贯，也有一些连名字也无从知晓了。在以后的很长岁月里，他们依然沿用陈簠斋图形拓的方法，使用刻板，云规，纸漏，做图使用照像术，放大尺及幻灯机放大工艺。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周希丁（1891年－1961年）名康元，原名家瑞，字希丁、西丁，晚年别署墨盒、墨庵，斋堂名号石言馆，江西金溪县乌石村人。随祖辈始定居北京。早年在宣武区琉璃厂开设古光阁古玩铺，后在北京文博界从事古器物传拓及文物保管、鉴定工作。善制印章，白文极佳，有“阴文周”之称。因此他对古器物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水墨情趣有比常人更深的认识，对陈介祺等人的拓技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深厚的传统功力为基础，他又学习了西学透视，在他手下拓制的器物图形作品，自然是不一样的。他的这类作品他订名为“全形拓”。 全形拓佳作能够将西学焦点透视法运用在器形的制图，从局部至整体取形有了较大进步。利用水墨效果基本反应出器物的立体形状。加强了艺术表现力。不足之处是由形至神缺少灵活性，主观意识与客观形象间没能很好地解决过渡问题，有合情不合理的现象。 从留存于世的大量作品中，是不难分辨出器形拓、图形拓、全形拓的，各自也有较明显地特征。陈介祺自称为图形拓（形拓图），周希丁自称为全形拓，又能体现各自的特点，我想，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分别称其名，比统称要准确些。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样的？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周如枚生平
周如枚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从小父亲就注重对她的培养。这使得周如枚弹琴画画样样精通。她的父亲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现任校长，优越的家庭条件让周如枚从小就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周培源和梁思成是多年的好友，两人友谊极为深厚。一次聚会上，周培源和梁思成就半开玩笑地说，等以后两家的孩子可以凑成一个好字时，就给他们结一个娃娃亲，让两家亲上加亲。
周如枚和梁从诫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长大后，在父母的撮合下两人也谈起了恋爱。“美貌与智慧并存。平心而论，她的五官虽算不上惊艳，但却端庄大方，加上江南女子温婉如水的韵致，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这便是林徽因对于周如枚的评价，克制但却藏着掩盖不住的满意。
结婚之后，梁从诫与周如枚两人相敬如宾，和谐自如。白天忙时就各自忙碌，闲时就坐在一起读书品茶，畅谈人生与理想，一起看夕阳西下、暖阳初升，小日子过得甜蜜而恣意。随着感情的逐渐升温，周如枚为梁从诫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梁鉴。
梁家在这场运动中失势，梁从诫也被打击。1969年，梁从诫被下放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实际上对于梁从诫来讲，这一消息已经让他十分的震惊，无法接受，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周家和他划清界限。此时的周家却是很荣耀，周培源还当着官，周如枚二话没说，直接选择与梁从诫离婚?。
好了，关于“澂字多少划”的讨论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澂字多少划”，并从我的解答中获得一些启示。